预计“十四五”期间，上海将形成消费和外贸为主动力的增长模式。图为2021年2月13日，大年初二，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游客摩肩接踵。 视觉中国 资料

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研究如何促进国内居民消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上海的印证

（一）上海“三驾马车”变动趋势分析

一般认为，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就上海而言，在不同发展阶段，“三驾马车”的表现有所不同。

图1. 上海最终消费、进出口、投资占GDP比例变动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经济发展总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2-1999年）是投资拉动阶段；第二阶段（2002-2013年）是外贸拉动阶段；第三阶段（2013年至今）是内需拉动阶段，最终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占比超过出口，超过生产总值（GDP）的50%。预计“十四五”期间，上海将形成消费和外贸为主动力的增长模式。

先来看投资。1992至1996年，投资对上海GDP拉动明显，1996年占GDP比例为65.5%，这个时期也正值浦东开发开放起步阶段。2017年为23.7%，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再来看外贸依存度（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之比）。上世纪90年代起来，上海外贸依存度呈现先上升后稳步下降的总体趋势。上海外贸在90年代中期起步，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快速上扬，2004年外贸依存度达到顶点；2019年外贸依存度为89.23%，比最高峰时下降了88%。目前，上海依然是全国外贸依存度最高的省级单位（其次是北京，2019年为81.30%）。

具体到出口，2002年前后，上海的出口迅猛增长，超过最终消费，2004年达到峰值后逐步回落，2013年出口占GDP之比已经低于最终消费。2011年后，上海外贸净出口转负，逆差逐步扩大。

从“三驾马车”变动趋势上看，进出口对上海GDP拉动作用逐步回落，内需即消费逐步抬升，已经成为GDP增长的主要动力。

上海自身发展的先导性和特殊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上海2009年后最终消费占GDP比重超过50%，这个时间点的出现比全国早三年；二是外贸依存度峰值出现比全国早两年左右；三是外贸“逆差”持续扩大；四是外贸依存度依然较高，上海发展更容易受到外部需求影响；五是上海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变动趋势的国际比较

美国最终消费自1970年代以来基本保持平稳，总体在GDP的80%左右。从日本经验看，其人均GDP从2万美元迈向3万美元过程中，最终消费经历了见底回升的转换。目前上海正处于这一阶段，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的逐步提高可能是上海必经的发展阶段。

图2. 中、美、日以及上海最终消费占GDP比例变动趋势

从国际比较来看，最终消费占GDP比重，2017年中国比美国低27.6个百分点，比日本低20.2个百分点；上海比美国低25.2个百分点，比日本低17.8个百分点。无论全国还是上海，最终消费占比仍然有较大提升空间。（由于中国和美国GDP统计方法存在差异，一般认为中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比实际情况低估了10%。）

（三）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变动趋势的国际比较

从全球平均水平来看，自1970至2018年的近50年历程中，各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是稳定的，基本上在57%～60%之间。

在GDP排名前十的世界经济体中，作为生产导向型国家，中国、德国、日本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日本有比较明显的提升，从48%提升到57%。作为消费导向型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意大利、巴西的居民消费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美国逐步从60%增加到68%。美国居民消费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美两国在需求和供给方面的再平衡直接影响了世界经济的总体格局。

图3. 中、美、日、上海以及世界平均居民消费占GDP比例变动趋势

2017年居民消费占GDP比例，中国比美国低29.8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9.3个百分点。上海2017年约为4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8个百分点，比全球平均水平低15.5个百分点。

二、上海居民消费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劳动者报酬占比较低

据联合国测算，201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美国为53.3%，德国为51.8%，日本为50.5%，中国为51.8%。据2018年上海统计年鉴，上海为44.4%。

图4. 上海居民收入结构变动趋势

总体而言，上海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呈现“劳动友好型”特征，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稳步上升。与国内主要省级单位相比，上海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低于京、粤、浙；生产税净额占比高于京、浙、苏、粤，上海的强政府、强财政特点突出。

（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有待提高

图5. 上海人均GDP、收入和消费、存贷款余额变动趋势

自2012年以来，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增速基本同步，2018年这一数值为47.5%；该比值美国为63%，德国为57%，日本为45%。

 （三）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是短板

图6. 中美以及京、沪、江、浙、粤、辽居民可支配收入构成比较

从居民可支配收入构成分析，上海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占比偏低，转移性收入（如离退休金、失业救济金、住房公积金等）占比较高。在工资性收入占比方面，上海低于美国、北京、广东；在财产性收入方面，上海低于美国、北京；在转移性收入方面，上海高于美国、北京、广东。上海居民转移性收入高的主要原因是上海人口老龄化严重，离退休职工多。

图7. 上海居民可支配收入构成变动趋势

?从可支配收入变动趋势看：工资性收入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转移性收入占比稳中有升，与工资性收入有互补性，两者合计约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90%左右。

（四）居民消费倾向有待提高，消费增速波动性强

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反映了“敢不敢”花钱的问题，受到收入预期、人口结构、消费文化、收入分配结构、物价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从平均消费倾向来看，全国为70.3%，上海为65.67%，也就意味着上海人每收入100元，支出65.67元。从全国主要城市2019年消费倾向的比较发现，上海总体上处于中上等水平，成渝地区以及珠三角城市比长三角城市更敢花钱，也可以认为长三角地区的消费潜力更大。

图8. 2019年国内主要城市消费倾向与房租收入比比较

分析1990以来上海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增速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如下特点：

一是居民消费与GDP、收入总体呈现同向变动，消费支出增速波动高于可支配收入。二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动领先人均消费支出1～2年。三是消费支出是顺周期变量，2015年出现逆市上扬走势，可能与房价快速上涨有关。四是预期对人均消费支出有较大影响，稳定经济和收入预期是稳定消费的重要手段。随着疫情缓解、经济和收入预期的修复，存在出现“报复性消费”的可能。

（五）收入分配差距有扩大倾向

2000至2017年，中等收入及以上群体收入增长较快，其中增长最快的是中高收入群体，其次是中等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中低收入群体等。

图9. 上海不同收入群体收入变动趋势

结合不同群体消费倾向综合分析，上海最敢花钱的是低收入人群和中高收入人群，最不敢花钱的是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可能的原因是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具有刚性，而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不安全感更强，在面临住房（百万级消费）、汽车（十万级消费）等金额较大的消费时，需要更多的储蓄和更长时间的积累。

（六）居住消费支出过高，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不足

上海居民消费结构正逐步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变，从必需品消费向非必需品消费转变。

从代表生活水平高低的指标的恩格尔系数（居民家庭中食物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看，上海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2018年，上海居民消费支出主要是居住（32.8%）、食品（24.7%）、教育文化娱乐（11.6%）、交通通讯（11.3%）。作为对比，2019年日本东京居民的主要消费支出是食品（30.6%）、文化娱乐（12.9%）、交通通讯（11.9%）、居住（11.5%）、医疗保健（5.29%）。

与居住相关的消费支出（主要是租房支出）是家庭消费支出的首要因素，结构比重比东京高20.1%。居住支出过高，对其他消费存在挤出效应。上海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不足，比东京大约低6个百分点。

（七）新增消费需求未满足

居民的部分消费需求受到限制，主要包括受车牌拍卖和交通管制措施限制的汽车消费，开放程度有待提高的金融保险市场和信息文化娱乐市场中的消费，以及住房消费中合理的改善型需求。此外，进口替代、消费回流、新科技的发展也将产生新的需求。

三、扩大消费的理论与政策实践

长期消费需求不足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

综合多个经济学派，理论上扩大内需的办法包括：一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及占GDP比重；二是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降低储蓄率；三是改善收入分配，促进消费总量；四是扩大政府投资和公共消费支出；五是适度鼓励居民借贷消费；六是供给侧改革，由供给引导和决定消费；七是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配合财政实现结构性目标，调整资产价格和收入分配。

各国采取了多种政策和措施扩大消费，主要包括：一是发放消费券；二是发放现金；三是推动商旅文结合与假日经济；四是减税和个税返还；五是补贴特定产品；六是宽松的金融与信贷；七是通过新供给形成新需求；八是鼓励生育；九是增加居民收入；十是缩小收入分配的地区和阶层差距。

总的来看，自1990年代以来，通过实施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日本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增长了约9%，但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作用有限。主要原因是日本人口规模减少和老龄化问题严重，以及相应的居民收入和消费预期恶化。美国扩大消费的举措相对比较成功，这与其合理的人口结构，民众普遍超前的消费文化，在技术、军事方面拥有全球霸主地位，美元具有特殊全球地位等因素有关。

四、促进消费的对策建议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是单纯扩大总需求；从全球经济平衡的角度看，主要是增加发展的主动性，建立发展的新优势。

首先，今后一个时期，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会逐步提升，但不会像投资和外贸那样，以爆发式的增长出现。从世界各国发展看，日本在人均GDP跨越2万美元大关之后的三十年中，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提升了大约9个百分点。

其次，在扩大内需的两大变量投资和消费中，长期以来习惯于将扩大投资作为逆周期调节工具，并形成了一套强有力的执行机制，而将居民消费作为逆周期调节经济的具体抓手较少。扩大居民消费举措，应当考虑通过短期刺激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措施，解决需求总量不足和中长期发展的失衡问题。

第三，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需要逐步建立一套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实现投资与消费相互支撑的政策框架和执行机制。

基于上述考量，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建议平衡好消费和投资、外贸的关系，从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坚定推进结构性改革解决深层次矛盾，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率；坚定推进供给侧改革，面向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畅通内外循环衔接，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关于扩大居民消费的具体措施，建议如下：

首先，将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作为重要发展指标。继续提升劳动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增加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建立受益面更广的非劳动因素参与分配的市场化机制，规范和完善各类出租出借市场，进一步发展金融、保险和财富管理市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其次，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国家统计局将中等收入标准设定为三口之家年收入10～50万元人民币，如果以个人为标准和2018年统计口径计算，60%以上的上海常住人口可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预计2030年，目前低收入群体将跨入上述中等收入标准。总体看，上海中等收入及以上群体收入增长较快，重点应加大对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为低收入者发放现金、购物券，增加税收返还，提供居住、医疗、教育等大额支出方面的救助或者减免。

第三，贯彻“房住不炒”原则，防止房价和房租过快上涨。目前上海居民与居住相关的消费支出（主要是租房支出）成为目前家庭消费支出的最大一部分，结构比重比东京高20.1%。租房和购房支出过高，对其他消费存在挤出效应。在全球货币超发的宏观背景下，应积极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完善增长模式，着力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坚持租购并举，增加住房供给，调节住房需求，防止房价（房租）过快上涨。

第四，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从全国情况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68倍，人均消费支出是2.15倍，长三角城市群68%的城镇化率还低于粤港澳城市群 85.2%的城镇化率，加快推进城镇化仍然是当前扩大内需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建议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人、地、钱”挂钩机制。

第五，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规模的减少和老龄化的加速，长期看会导致内需增长萎缩，建议及早采取鼓励生育措施，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同时增强人才的流动性，吸引国内和全球高端人才集聚，探索以加快城镇化延缓老龄化的动态平衡机制。

此外，还应当面向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积极推进消费升级；扩大开放，加快高品质服务供给；不断创新商业策略和模式，推动消费潜力释放。

（本文原题“‘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上海促进消费研究”，原载《科学发展》2021年第2期。经授权刊用，有较多删节并经作者审定。具体技术细节请参看原文。）